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就把我们到舒适的藤椅上，可地（唯有用“可”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递给我们两个纸袋，我们付了钱。

①血，用猪、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

瞧克勒普稍稍鼓的睛里那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①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的照片拿了来，在木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来的面表情——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致的小桌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但是，的消防队制服，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比，又多么有艺术，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觉。

房里的顾客刚来，一位我只知用“可”二字来形容的小，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了底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来的剪辑人——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一副表同情的面孔，还满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们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因为真正的悲伤本就是不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有一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地同自己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增加情绪和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用途，我们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龙或三只，把鼻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的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换成额。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像作这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